郑锦扬｜近古俗乐整理的重大成果 传统音乐研究的基础力作——读《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

摘     要:“明清俗曲”是我国明清时期“雅俗兼属”的艺术品种，为我国戏曲、曲艺、器乐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是国内学界首次大规模对明清俗曲古谱文献进行的选辑与译解，其在对“明清俗曲”总论的基础上，汇聚12种最具代表性的明清俗曲中外古谱文献。同时，将形态多样的古代乐谱，翻译为五线谱，并配置音频播放（二维码），带来视听同步的阅读体验。该书兼具学术与工具属性，清晰勾勒出明清俗曲的发展历程及其流变样态，对于推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方法论启示，对于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明清俗曲；传统音乐；音乐文献选辑；古谱译释；数字音响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923（2025）03-0200-09

DOI:10.13812/j.cnki.cn11-1379/j.2025.03.017

作者简介：郑锦扬（1955—  ），男，汉族，文学博士，华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

A Major Achievement in the Collation of Early Modern Secular Music and a Foundational Work for Traditional Music Studies： A Review of Selected and Interpreted Musical Documents of Ming-Qing Folk Songs （3 vols.）

○Zheng Jinyang

 

Abstract: Ming-Qing folk songs embody a unique synthesis of refined and popular musical tradition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quyi, and instrumental music. Selected and Interpreted Musical Documents of Ming-Qing Folk Songs (3 vols.) represent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scores from this period. Anchored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ing-Qing folk music, the work assembles 12 representative musical scores—drawing from both domestic and Western sources—by systematically translating diverse forms of ancient notation into modern staff notation and incorporating QR code–linked audio to achieve seamless audio-visual integration. Through a blend of academic rigor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volume delineates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d evolving forms of Ming-Qing folk songs, offering a rich reposit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This seminal work not only propels innovati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research but also holds significant academic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shap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within Chinese music theory.

Keywords: Ming-Qing Folk Songs；Traditional Music；Selected Musical Documents；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Musical Notations；Digital Audio

关于明清俗曲的学术研究由来已久，由民国时期歌谣运动所引起的对于民间歌谣的探索可视作其滥觞。1949年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学界对“明清俗曲”在音乐史学与音乐专论方面的研究逐渐走上了较为系统的阶段，涌现出如《明清民歌选》 1 《北京传统曲艺总录》 2 《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 3 《明代民歌集》 4 《善本戏曲丛刊 第五辑 万花小曲 丝弦小曲》 5 《明清未刊稿汇编初辑》 6 《明清民间教派宝卷中的小曲》 7 等文献收集方面的成果。但遗憾的是，虽然俗曲相关著述众多，却多为文学视角下的注释与解读，始终未见到针对其音乐文献研究的专论出现。刘晓静、李鸿熙编著的《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即填补了俗曲研究领域的这一空白，它是中国近古俗乐文献整理和传统音乐研究的一件代表性著作。该书受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支持，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的重要成果，并入选2024年度中国十大音乐图书。笔者认为这套书有以下几点值得学界特别关注和借鉴。

 

图1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

一、 选本辑释：传统之上的新意

“选本”之概念源于文学领域长久以来对于《昭明文选》的研究所形成的“文选学”，而广义的“选学”是指围绕特定的目的与规律，以时代为序，以文体、史体为划而编选的作品集成。“选学”自隋唐达到顶峰，至明清仍未曾中辍，虽在民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略入下风，但其在20世纪50年代起经由高等教育领域的广泛传扬而重回主流学术视野，几十年间，对我国历史学、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亦深受“选学”之风陶染，其涉及音乐学、历史学与文献学等多个领域，是一部以明清俗曲音乐文献选辑为基础的跨学科著作，而且该书在对文献宏观把握基础上的选择、编辑，以及在对古代乐谱、曲牌梳理辨识基础上的译谱、注释等种种工作，均有着不少创新的设计。

首先，该书体现了客观的、历史的编撰原则，其对于俗曲及其文献的全局性研究为选本与译释工作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开篇《写在前面》，凡17页、2万余言，共有5个部分，分别是“关于明清俗曲”“明清俗曲文献要述”“明清俗曲主要曲牌统计”“明清俗曲古谱文献遗存”“该书文献辑要内容与译释原则”。该篇对“明清俗曲”这一明清重大乐类的论述，为该领域的文献编纂与研究筑牢了坚实的学理基础；而对明清俗曲文献的论述，则从文献特征入手，厘清了其历史发展脉络的若干关键问题；明清俗曲曲牌统计，属于俗曲音乐研究的宏观问题，此前学界还未有专门的讨论，该统计为俗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明确清晰的界限；明清俗曲古谱文献遗存，则从文献存在的形式、空间等予以论述，该项工作实际指出了俗乐文献广泛的搜集整理空间与未来重要的学术方向；文献辑要内容与译释原则是对该书古谱辑译范围与方式的集中说明。故该篇是明清俗曲音乐总论性质的一项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一种研究的范式，助力推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与中国古乐当代应用的进程，更好地发挥中国古代音乐及其历史成果在新时代的作用，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学术支撑与智力支持。

其次，《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作为以古代俗乐文献选辑为基础的著作，既有我国选学的基本特征，如在对广泛文献把握和认识的基础上，以应用之需的择要与新书编纂等，也有古乐文献的选编特色，如典型古乐文献面貌的呈现，对传世乐谱完整清晰地加工处理等。该书包含了俗乐古籍的国内代表性古本，如《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乐律全书·灵星小舞谱》《太古传宗·弦索调时剧新谱（卷上、卷下）》《借云馆曲谱》《小慧集》《箫笛合谱》《张鞠田琴谱（卷上）》，以及国内未见的日本俗乐珍本，如《清乐秘曲私谱（乾、坤）》《清风柱础》《增补改定清风雅谱》《清乐词谱（卷二）》《清风雅唱（第三）》。这些选本涉及戏曲、小唱、舞谱、琴歌等多种艺术体裁，其中《太古传宗·弦索调时剧新谱（卷上、卷下）》为清代戏曲集，《借云馆曲谱》《小慧集》属俗乐小曲集，《张鞠田琴谱（卷上）》系琴曲集，《乐律全书·灵星小舞谱》则为明代类书等，而日本清乐曲谱主要收录戏曲、小唱类俗乐。它们不仅呈现了戏曲作为成熟艺术形式在俗乐流布中的重要地位，更揭示了一个普遍规律：通俗性与易传性往往决定了艺术文化的影响力。如白居易浅显直白的诗风使其作品在日本广泛流播，而艰深的屈赋之作却传世甚稀；俗乐领域中，戏曲因程式复杂传播受限，小曲则凭借其简明轻快唱响海内外。书中文献的系统辑录，既凸显出不同艺术体裁对俗曲的差异化呈现，也为跨门类音乐文献比较研究提供了珍贵范本。

顺言之，这批古代珍稀音乐文献的辑合，既以历时的“在场”姿态，补充了国内俗曲选本文献的缺失，又在具体历史语境的烘托下，本色地还原了明清两代民间俗乐的嬗变过程，使今人能够更为全面地认识古代俗乐曲谱的整体情况，有利于开展更为广泛深入的学术研究。

最后，该书在坚固的选本基础之上的译释工作亦十分扎实。古代乐谱的定调与当今乐谱定调的关系、古代乐谱符号的今译，是古谱今译中的两大难题。该书的做法是：凡涉及琴律系统，以“正调”1=宫=F译解。

同时，关于《张鞠田琴谱》的翻译，在一般性翻译的基础上，特邀专业古琴演奏家进行打谱比对，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其“吟猱绰注”之机巧，使得本书更具实践价值。 8

工尺谱系统的翻译，主要“综合考虑人声的音域及主奏乐器的性能定调”，并“根据各曲实际，选择是否变换为首调唱名法记谱” 9 。如《借云馆曲谱》中《三阳开泰》一曲，遵循了原谱中将不同的调式调性均记为D调的做法，并对原谱中那些并未明确标记的、由转调应产生变化的部分谱字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这样既给实际演唱带了极大便利，亦“保持了乐曲五声性风格的协调与统一” 10 。古谱今译，是中国音乐研究特别核心之学术领域，也是古乐今用的必由之路。本书第三卷所展现的明清俗乐的音乐面貌，可以使人们更加便利地认知这些遥远的乐声，更加深切地步入先人的艺术。倘若这种翻译能在中国音乐雅俗、唱奏、说唱、剧演等各个艺术类别中，都有如此规模的精耕细作与编撰出版，世人认识与弘扬中华古乐，就有了更丰富的基础、更扎实的材料，对中华古乐就会有更坚定的民族自信了。

二、 视野开阔：突破疆域之缚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以俗乐古籍译释为中心，乐学内质、历史意识、古籍索隐充溢其中。有鉴于明清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对于明清乃至中国古乐及其历史的研究，应有中外关联、一体审视之思维，而这是该书有别于众多中国古乐著作、古代民间文艺书籍的最大特征。

俗乐，既是明清音乐乃至艺术、文化、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同域外交流互通的重要桥梁。明清以来，民间歌唱、戏曲、曲艺遍及城乡，甚至进入宫廷，形成社会大潮。这与当时民间工商业兴起、印刷业和出版业兴隆普及、乐社印社众多的社会发展相适应。众多歌集、谱集等音乐文献的出版，不仅促进俗乐俚曲进入里巷街市，逐井而歌，还助力俗乐随着华人、商贾漂洋过海，进入东亚的日本、朝鲜，南洋的菲律宾、马来亚等邻国，对大中华文化圈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列入日本“文化财”保护项目中的“日本长崎 11 明清乐保存会”，至今仍能演奏的十几首“清乐”，均属于中国明清俗乐范畴。

尽管有着广泛的海外影响，但在当今明清音乐研究的学术版图中，对传播域外文献的整理与阐释工作仍显薄弱。大批由我国外传并广受欢迎的作品和文献，本应是中国明清音乐研究与著述不可或缺的内容，如仅目前所知的日本古代清乐集，就有百余册之多，这说明中国明清俗乐的域外传播体量巨大，然而，对于这些外传文献，国内学界却鲜有掌握，且缺乏系统的梳理，亦未能厘清它们在当地的衍变历程与样态。这种现象实际折射出我国音乐史学研究与传统音乐研究学术视野的局限，即缺乏立足历代疆域空间的整体性考察。以清代音乐为例，若不深入研究清代版图上19个行省与18个藩属国的音乐，如何构建高质量的中国清代音乐史、清代音乐，乃至中国传统音乐的全面认识与著述？须知，历史上广大的汉文化圈地区不仅高度承袭了中国的乐律体系，其宫廷雅乐与民间俗乐至今仍有活态传承，实为中华礼乐文明和俗乐文化的域外“镜像”。有鉴于此，明清俗乐—俗曲研究乃至明清文化艺术研究，只囿于今日的中国国土或明清疆域是不够的，还应包括日本等受到中华文化艺术重大影响的邻国，从世界范围对俗乐文献等专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与研究，这不仅是认识与考察明清音乐、明清音乐史之所需，也是中国音乐研究的题中之义，对于探索明清中国与日本、中国音乐与亚洲音乐的关系，以及对于中国俗乐史的贯通与拓展，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下，《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的付梓，便是对上述学术困境的有力回应：该书内含12种古代文献，上自明代万历年间，下至清代末年，横跨3个多世纪，所包含的250余首曲调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谱方式、乐调旋法、结构形式和俗曲所经历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以及其扬帆跨海的广泛影响” 12 ，为学界提供了俗曲发展的重要信息、线索和依据，为今人进一步研究明清俗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采用中外古籍兼容并包的收录与编排方式，辑录了我国明清两代与日本明治时代出版的俗曲书籍，并予以译释，是一种国际性的学术拓展。在这12种古代乐谱集中，日本古籍就有5本，占比很高。明清时期的中华文化既生存于1912年之前的清代疆域之内，还传播于藩属国和邻国，以及使用汉语、尊崇儒学的国家与地区。这些国家与地区就是世界范围内找寻明清俗乐文献乃至古代音乐史文献的广阔空间。此书之中日俗乐古籍选录，表现了著作者关注明清这一研究对象的时代特征，及其文献与学术工作所具有的世界视野。

明清时期，中国各种乐谱基本定型，传播至域外的，则发生了适应他国情况的嬗变。把中外—中日古代乐谱收录一书、影印呈示，可以鲜明地展现它们之间的异同。该书中，明清乐谱有两种：一种是工尺谱，记法多样，如《太古传宗·弦索调时剧新谱》为字右记谱，《小慧集》为字右斜向记谱（蓑衣谱），《借云馆小唱》为字下记谱，《箫笛合谱》为字左记谱；另一种是《张鞠田琴谱》所用减字谱（古琴谱）。日本乐谱则均是袖珍版工尺谱本，有两种记法：一是仅用工尺谱字记写的清乐小唱，如《清风柱础》；一是中文唱词右以日文注音，再右记写工尺谱字的戏曲唱段或小唱，如《清乐秘曲私谱（乾、坤）》。可见，日本古时的清乐歌曲是采用中国工尺谱予以记录的，更甚，在以全盘西化为突出特征的明治维新强力推行以后，清乐仍然不以五线谱记录，这说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基因在异域的顽强生命力，不仅表现为谱式体系的延续，更体现为音乐形态、审美范式的深层传承与传播。这批日本清乐古谱集，包含了许多中国馆藏古本所未有的歌曲和乐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它们既非简单的原样移植，也非完全的本土化改造，其中呈现出流传日本的中国古代乐谱、俗乐歌曲乐曲的真实样貌与形态变异，反映出中国音乐传播东瀛的历史进程、流播状况，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影响等众多信息。

同时，入编的这些东瀛文献，也提示着学界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等中国文化圈国家与地区，对中国古乐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工作的必要性与重要价值。由于撰写博士论文《日本“清乐”研究》，笔者曾几次去日本寻访有关资料，得知：仅日本江户、明治时代（时间范围与中国清代相近）出版的清乐袖珍本就达200余种，收录印本的歌曲和乐曲数量，可以千百首计。可见，日本的中国明清遗乐，及其传播过程中变异的作品（日本人称之为“替歌”等），是值得做专门收集和整理的（其他有关国家与地区的工作亦如是）。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对明清俗乐、明清乐史文献及其研究，有很大的补充，推而广之，会催生众多新的成果，使流播世界的中国古乐相关研究，呈现出更全面、更深入的新风貌。当然，东瀛清乐古本研究的意义也不止于音乐。如《厦门流水》 13 一曲，就被日本出版的《清乐歌谱（乾·坤）》《大清乐谱·乾》《清乐曲牌雅谱》《清乐合璧》《清乐曲谱·完》《月琴词谱（上·下）》等至少9种古本所收录；又如《漳州曲》《漳州四季调》《平和调》 14 等，也常见于日本清乐古本。这些古本是明清时期中国闽南沿海（泉州、漳州月港、厦门港）与日本长崎 15 地区之间友好往来的艺术记录，亦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线核心区域的文化纽带，更是中日两国近古历史关系的珍贵见证，它们对于研究闽南语地区与日本长崎等地区的古代音乐关系，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海外流播机制，均具有特别的价值。可见，《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的编著出版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三、 古今结合：古乐研究的当代意识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作为首部大规模对明清俗曲古谱文献进行辑译的著作，具备与前代学术不同的新视野与新开拓。该书在综合性、跨学科专业的交叉视野下，在认识音乐与文学之融合与互动方面产生了丰富的内涵；其结合数字技术，尤其是古谱识别的新技术，构建了静态影印层、转换译释层、动态数据层的多维编撰模式，既保留了古籍原貌的文献学价值，又通过二维码关联云端数据，构建出立体化阅读场景。这种学术路径的创新，不仅打破了传统辑佚考释的单一维度，更以数字技术与艺术阐释的高度融合，构筑了明清俗曲的新型传播体系。

如前文所述，该书所选录的俗乐作品，相当比例属于今之戏曲、说唱范畴。由此可知，俗乐，从其构成因素而言，是以表演文学为内核、音律程式为载体、舞台表现为外化的综合性艺术，其完整性建立在文乐互渗的基础之上——俗文学文本（诗词、谚语等民间话语形态）不仅构成了音乐创作的基底，更通过音韵格律制约着旋律走向与表演程式。当前的俗乐研究虽在音乐形态分析、曲牌流变等表层领域成绩斐然，却忽视了对表演文学本体的深度阐释。这种学术倾向实为学科建制的历史性产物：自近代西学分科体系引入后，我国音乐学与文学研究长期处于学科分野状态，导致俗乐艺术被割裂为孤立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对戏曲、曲艺音乐的专门性研究与表演文学的专项考察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加强对文乐关系的求索则更能揭示俗乐艺术生成的内在逻辑。

《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的俗乐古本之选，音乐与唱词一并著录，对读者全面认识与研究作为音乐基础的表演文学——戏文、曲词（主要是诗词），对应的曲调、旋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表演文学、俗曲之乐的各自研究，均有助益。在当前的相关研究中，表演文学与俗乐间的共生关系尚未形成系统的、成熟的阐释框架，尤其是从民间文学视角切入的文乐关系研究仍存有显著空白。对于这些方面，该书均可以作为可靠的学术依据。

俗乐是明清民间文艺的重要类型，其与雅乐有着鲜明的不同特色。这在收录该书的戏文与曲词中可以得到明确的认识。如《太古传宗·弦索调时剧新谱（卷下）》中的曲牌《玉芙蓉》，有唱“红梅算命”的戏文。

 

为心中事儿几般，添一夜心撩乱，向诗书绣谱没处为欢，梦儿中惊醒有谁来唤，醒后还愁只得强自欢。凭栏望，站得腿酸影沉沉，没个音信断青鸾。 16

 

这是描写戏中思妇——红梅，思念远行夫君之唱。其词为韵文，而不是诗词的形式。这种自由的口语化戏文，更适合剧中角色，也适于大众文化与审美。若将其与元杂剧戏文相较，可见其风格、品味有相通之处。元、明、清戏曲文学间的关系，尤其是历史比较、传承变异，是明清俗文学、戏曲文学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俗曲文学的体裁形式是很丰富的，除戏文之外，民间歌唱的口语化韵文，也是很常见的。如收录本书的日本清乐古本《清乐词谱（卷二）》之《抹（茉）梨（莉）花》。

 

好一个抹（茉）梨（莉）花，好一个抹（茉）梨（莉）花，满园的花儿开，赛也不过他。本待要采一枝又恐怕栽花人骂。卟 17

（卟，象声字，多义。在此，可作否定——“不”解）

 

这显然是中国明代吴语歌曲《茉莉花》的日本版。虽然仍旧用汉语歌唱，但字有改动（用同音字），且句式更加平白。这也是跨国语言翻译所常见的，为了更易于在异国他乡传播。

俗乐小曲中，唱词的主要语言形式是诗词：民间风格、韵文形式的自由体诗歌，才子所写的明清诗歌，以及少量的明代以前的著名诗歌，它们在俗曲中皆成佳作，各显风采。例如，《清乐词谱（卷二）》中的《相（湘）江浪》，其曲词是以五更叙述香江船上的男女情事，每一更唱两段词，共有10段之唱。

 

一更里月照湘江，俏人儿进我的船舱快乐非常。

同年妹妹，忙把水呀，水呀水烟装。

……

五更里月照落西山，俏佳人回转房舱，

忙脱衣衫，孤单独自，把那来呀来呀来床上。 18

 

这种以五更分叙的唱词，是我国山歌小曲中常见的以季节或时间叙唱韵文或诗歌的形式之一。它们既有押韵，又有比较自由的句式，还具备灵活位置上的活泼衬词。该书影印的古代俗乐文献中，还有明代之前的著名诗歌之唱。例如《清乐词谱（卷二）》中的《双双蝶》，就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七绝《蝶三首（其二）》。

 

长眉画了绣帘开，碧玉行收白玉台。

为问翠钗钗上凤，不知香颈为谁回。 19

 

该书所录的俗乐古本中，这些风味、格调、形式各异的诗歌，深刻影响着与其相配的乐调、旋律，形成了诗文与音声一体、品位和精神相融、回响于中外的俗乐作品。其质朴、直白的真情流露，其粗鲁与艳情的言乐相间，其发自中华而流播域外的原传与变传，其数百年来在评说、探赜中的种种认识与遗存，都成为俗乐学术的重要遗产。犹如萧统“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 20 所言，它们述说着既往，启迪着今人，并为俗乐乃至中国古乐学术的未来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首先，承旧学而培新知，《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具有突出的现代性与实用性，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是其又一亮点。该书第三卷以五线谱形式呈现了中日古谱今译的239首（有同名者，且其中1首仅记唱词）俗曲作品。该书收录中日12册俗乐古本，载有曲牌（曲调）250余个，均被转译为现在通用的五线谱，使得这些古代俗乐以现代乐谱形式，可以便捷地为人所知晓、为人所传唱、为人所利用，这是著作者注重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具体呈现，这对曲牌研究与古谱今译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该书在传统文献研究方法之上，运用了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古谱识别算法和曲谱谱字自动生成算法等计算机技术，既获得了古代乐谱清晰的影印效果，又本色地呈现了古老乐章的原始样貌。译谱方面，则利用人机互证的双重翻译手段，在保证学术水准的前提下，大大加强了其准确性，取得了确切的、艺术性较强的翻译结果。该书为每一首今译曲目配印二维码，读者可以扫码听乐，打破以往同类书籍的艰涩，顺应了古代音乐传播的新路径，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支撑。

再次，从中国古乐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的现状看，如同《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这样，以新时代的意识、技术进行系统的、整体的学术工作，是大有可为的。目前，高水平的古代音乐文献工程仍然稀缺，亟需补强各个乐类的断代古谱的辑译工作，如唐代以来有乐谱遗存的弹拨乐、吹奏乐、合奏乐与歌舞乐作品，明代以来的戏曲、说唱作品，等等。这将对我国音乐史的充实与完善，起到基础性的支持作用。同时，在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语境下，应该有更多大型的、集成的、结合前沿科技的音乐新类书编撰出版，它们将推动中国传统音乐在数字文明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在科技人文与文明互鉴的双重驱动下，构建中国音乐学术的全球叙事体系。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俗乐乃至古乐专著《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面貌、精深的内涵，揭示了俗乐研究在古代文献领域、发现历史、译谱工作的最新进展，印证了那些曾被视作“下里巴人”的俗乐遗珍，实则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鲜活注脚，也启发了众多俗乐研究者在新时代发展具有潜力的新颖课题——它们预示着俗乐研究、古乐研究更加蓬勃的发展前景，乃至中国音乐学术更加美好的未来。

 

脚注

1. 蒲泉、群明：《明清民歌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2. 傅惜华：《北京传统曲艺总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3. 〔明〕冯梦龙编、刘瑞明注解：《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4. 周玉波、陈书录：《明代民歌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5. 王秋桂：《善本戏曲丛刊 第五辑 万花小曲 丝弦小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

6. 屈万里、刘兆祐：《明清未刊稿汇编初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7. 车锡伦：《明清民间教派宝卷中的小曲》，《汉学研究》，2002年，第1期。

8. 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第三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第483页。

9. 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第三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第483页。

10. 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第三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第196页。

11. 从明朝到清朝中叶，长崎港是我国与日本唯一的通行港口，也是唯一允许外国船只进入日本的地方。

12. 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第三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第483页。

13. “夏”与“厦”同音。明清时期，厦门属于泉州府。

14. 平和，是明清时期漳州府的下属县。

15. 长崎是日本清乐保存最好的城市，日本长崎明清乐保存会至今仍然珍藏着清乐的乐器与乐谱。

16. 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第三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第136页。

17. 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第三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第413页。

18. 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第三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第438页。

19. 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全三卷）（第三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第438页。

20.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文选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

（作者 郑锦扬）

责任编辑：房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