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开发区争来“出生纸”，屡屡开创全国先河

2024年是首批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成立40周年。它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营商环境的建设高地和改革创新的开路先锋。

40年前，当第一辆推土机驶入广州的“西伯利亚”，当“广州最宽第一路”修建而成，当世界500强和大批重点项目纷至沓来……广州开发区，一个响亮的名字，阔步走到了改革开放大潮的最前沿。

在国家级经开区的最初规划中，广州并未被纳入其中。拿到“出生纸”只是广州开发区迈过的第一个关卡，在建设初期，需要迈过的又一重关卡，是亟须开发一大片可供建设的用地。广州开发区由于地势比较低，要能抵挡百年一遇的洪水，必须填高两米。但当地淤泥深达15-18米，这给工程施工带来很大困难。

开发区想要高标准建设，实现“七通一平”（通供水、排水、道路、通信、电、煤气、污水处理、平整土地），常遇到管道埋下去不到一周就弯曲的情况，或深埋基础桩没有穿到基岩层，出现基桩漂移或变形等情形。对于当年那批搞市政建设的同志来说，真是“老市政遇到新问题”。　

1984年12月28日，广州开发区奠基成立。这里有一件趣事，奠基当晚，那块标志性的奠基石竟神秘消失，怎么都找不到。直到两个月后，建厂房挖地基的时候，才在距离奠基点50米的地方挖上来。这块现馆藏于广州开发区档案馆的奠基石，也成为见证开发区筚路蓝缕搞建设的开端。

新生的广州开发区首先进行的就是宣传工作，邀请各国驻广州领事馆代表、商务参赞和外国驻穗机构人员，向他们介绍广州开发区。

广州开发区筹建期间，因为通勤太不方便，一辆30座的国产东风面包车也成了开发区干部的通勤车。沿路遇到开发区的工作人员，扬手即停，谁都可以坐。后来建设阶段，越来越多人到开发区上班，早上六点起床，从市区坐公交车摇摇晃晃到遥远的开发区西区，抵达时都快到中午饭点时间，这都是常事。因为偏远，被称为广州的“西伯利亚”，因此调人进来很难，只能靠“志愿军”，靠梦想与勇气。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提出办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机构设置不强求上下对口。广州开发区作为涉外机构，一开始就按市场经济来运作，这与当时广州市有关部门的体制和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阶段，人们对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概念并不熟悉，导致广州开发区建设初期，大家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支持和理解。

1987年，《广州开发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的制定颇具代表性。

1988年，广州开发区率先在全国经开区推出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办法出台后12天，迅速出让了全国第一块工业用地使用权，继深圳出让全国第一块商业用地使用权之后，全国第二次成功试行土地使用权公开招标的区域。广州开发区关于土地有偿使用观点的提出和实践，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国家相关法律的修改，对吸引外资、构建产业聚集区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5年，广州开发区高标准修建夏港大道（现在的开发大道）也是广州开发区前瞻性思维的表现。最初设计方案有30米、60米、80米甚至120米多种路宽方案。主张宽路标准高主要从长远考虑，近期可作绿化带，远期为发展轨道交通作规划用地。后经专家论证，最后确定下来是60米。建成后的夏港大道是全广州最宽的道路，号称“广州第一路”。

广州开发区早期大量引入外资企业，要针对外商投资所需要的一切便利条件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工作运行方式，所以把部门精简为8个，逐渐形成了“党政机构有机结合，专业管理到处，综合协调到局”的大系统管理（后称“大部制”）。

在广州开发区建设初期，建设者们不得不面对新旧体制、新旧思维的碰撞与融合。他们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相关部门进行协调与沟通。这种双重压力下的艰难抉择，考验着他们的智慧与勇气。

回顾广州开发区40年建设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艰辛与挑战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展现中国人民智慧和勇气的壮丽篇章。作为广州开发区的开创者，缪恩禄、董明训、朱秉衡等开发区筹备小组工作人员，以及“黄埔一期”“黄埔二期”等一批批建设者，不畏艰苦、努力创业，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4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建设者们如今已经满头银发。他们看到了自己亲手规划、亲身建设的广州开发区，已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蕉林滩涂，成长为全国经开区中综合实力排名第二的现代化科技新城。

骄傲之情，油然而生。

（张洪祯 赵菲涵 ）

责任编辑：赵菲涵